韦杰

韦杰，原名韦士良，（1914年3月29日-1987年2月3日），壮族，广西东兰县人。早年跟随韦拔群从事农民运动，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，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。 到达陕北后，调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首任团长。1937年8月，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即“朱德警卫团”团长，后任一二九师团长。1943年，组建太行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，称“韦支队”。解放战争初期，“韦支队”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，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任第十六旅旅长。1947年8月在刘邓进军大别山作战中，韦部掩护总部安全渡河。1948年6月，韦杰被任命为华北野战军第13纵队司令员，参加了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。1949年，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，韦杰任军长。1951年3月，韦杰由第61军军长改任第60军军长率部入朝作战。在第五次战役中，由于60军的180师整建制被歼。1952年10月，韦杰被撤职，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。1955年，授中将。1957年，韦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。1987年2月3日，韦杰在北京去世；韦杰的骨灰被家人分为两半，一半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，一半移至韦杰的老家广西东兰安葬。

180师失利

韦杰中将　　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。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，并出动第七舰队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台湾，10月上旬，美国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，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，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我国的安全需要，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，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，韦杰被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军长。　　　　1951年3月中旬，第六十军自新义州、遂安进抵伊川、新溪一带。此时，第五次战役正在准备之中。按当时的作战区分，在战役第一阶段中，第三兵团以第六十军为第一梯队，在陈机洞至新兴洞之间展开突破，然后于高沿山、大桥亭、化人峰、加齿顶一线切断美军第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前出全谷里断敌退路，协同兵团主力歼灭被围之敌。4月22日，第六十军对敌发起攻击，将美国第25师与土耳其旅割裂，歼敌1000余人，击落敌机三架，完成了预期任务。敌人抵挡不住，开始后撤。第六十军由攻击转入追击，逼近汉城，敌我成相持态势。4月30日，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。第六十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钳制美国第十军主力，歼敌一部，完成了割断美李联系，配合我第九兵团与朝鲜人民军攻击东线敌人的战斗任务。5月16日，我军发动攻击后，因敌情发生变化重新调整部署。韦杰根据兵团的指示，下令第179师增强第十五军的突击力量，第一八○师完成钳制任务后进至加平、春川作兵团预备队，第181师调归第十二军指挥。这样，第六十军军部仅剩下机关和一个工兵营共300余人。　　1951年5月21日，我军因连续作战，干粮、弹药告馨而后方又一时供应不上，被迫停止对敌攻击。此时，敌人乘机反扑，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各兵团主力北移，向三八线后撤。第三兵团命令韦杰的第六十军担任防御阻击，掩护主力后撤和护送伤员的任务。军部立即发出将各师收归建制的电令。然而，此时第六十军的三个师分别在离军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，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布防。5月23日，敌人向我全线反扑，第六十军的三个师仓促在一线展开于30公里的正面，阻击北犯之敌。敌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队作先导，并以空军配合，顺公路凶猛插入春川地区，将我第179师和第180师分割开来，并于26日深入第180师后侧，形成对第180师的包围。军部当即命令第180师向西北突围。并急令第181师由华川以东接应。但因通讯失灵，27日六时第181师才到达华川、原川、均巨里一带。敌已先我占领该地，接应已不可能。而早在26日十八时，第180师已分两路突围，于27日九时会合于鹰峰，全师已不足1000人。十八时，韦杰再次下令第180师坚决向史昌里方向突围，并下令第179师取捷径接应第180师。但因山大路小，夜行缓慢，直至28日五时才赶到明芝观。而于当日，敌分三路合击史昌里。东西已连成一片，完全隔离了第179师与第180师的接触。28日晚，军部接到第180师的电报，但一直等到天亮才译了出来，未等军部作出决策，敌人已从加平方向突击，超到第180师前面。第180师主要领导没有与军部取得联系，便命令所部将武器掩埋，密码除留一套外也全部烧毁。军部再与第180师联系，指示他们向军部突围靠拢的方向，但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音，增援解围计划宣告失败。此后，第六十军在兵团第十五军的增援下顽强作战，于29日完成了阻击北犯敌人的任务。

反思失利

　　30多年后，韦杰回忆起这段作战经历之时，说道：对于历史，应该是面对，不应该是回避。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，总结过去是为了告诫未来。　　关于韦杰在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的表现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上，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明确地指出：第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。撤军回国后，周恩来总理也曾当面对韦杰说过：“韦杰同志，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。”可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一些人就此对他大加诬蔑和攻击。然而，事实终归是事实。韦杰毕竟已是一名军中老将，他坚信党和人民，经得起一切考验。　　韦杰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后，分管训练工作，一心扑在研究如何在雪域高原搞好训练上；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韦杰和许多老将军一样，受到冲击和迫害；直到1972年，韦杰才被恢复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，分管全区战备训练工作；1983年，韦杰从军区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，成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 　　晚年的韦杰有一个最后心愿：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战役180师的失利，这一心愿最后实现了，在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时候，他还说，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，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来看，真正打现代化装备的敌人，要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体制，指挥员要有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素质和能力，有协同作战的本领。部队要有好的作风，纪律严明，机动灵活，临危不乱，遇险不散，敢于牺牲。　　这是一份由韦杰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，讲了七点，节选如下：　　一、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，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多占一些地区，有利于和谈。但在作战指导上轻敌麻痹，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，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作战能力。敌军机械化装备，机动快，火力强，掌握了绝对制空权。而我军是劣势装备，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七天左右。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，我军作战，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。口张大了，势必兵力火力分散，纵深大了，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。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，未能趋利避害，结果一、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。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，没有从最困难、最复杂的情况考虑，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，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。如180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，敌人已发起进攻，该师还以为敌人是“以攻为守”，没有及时调整部署。 　　二、兵力部署分散，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。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，反击没有形成拳头，阻击没有突出重点，各级预备队很少，力量薄弱，缺乏后劲，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。 　　三、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，实行重点防御。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，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依托。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，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，没有经验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180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，背水而战，地形条件极为不利，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，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。 　　四、组织指挥不严，与友邻协同失调。第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，部队建制打得很乱，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。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，兵团没有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，接到命令时，我军兵力相当分散，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，181师距军部120多公里，180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，陷入不拔，无法归建，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，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。 实践证明，大兵团作战协同至关重要。5月23日在180师遭受敌人攻击时，友军事先未通报，突然后撤，使180师侧翼更加暴露，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，使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。 　　五、通信联络没有保障，指挥经常中断。在整个战役中，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通畅，其原因：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，装备落后，技术不高；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，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，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，紧急情况上报不畅；三是经常遭空袭，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，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。有的电报没有发出，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，造成指挥失灵，贻误了战机，造成被动。 　　六、后勤保障能力差，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。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，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，战役中我军前出太远（六十军最远前出200公里），远离后方，补给困难，伤员难以后运，部队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战能力，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。 　　七、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，指挥失当。该师被围后，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，许多指战员表现出坚决勇敢，艰苦奋战，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