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宗元
柳宗元,字子厚,河东人。登进士第,应举宏辞,授校书郎,调蓝田尉。贞元十九年,为监察御史里行。王叔文、韦执谊用事,尤奇待宗元,擢尚书礼部员外郎。会叔文败,贬永州司马。宗元少精警绝伦,为文章雄深雅健,踔厉风发,为当时流辈所推仰。既罹窜逐,涉履蛮瘴,居闲益自刻苦,其堙厄感郁,一寓诸文,读者为之悲恻。元和十年,移柳州刺史。江岭间为进士者,走数千里,从宗元游,经指授者,为文辞皆有法。世号柳柳州。元和十四年卒,年四十七。集四十五卷,内诗二卷。今编为四卷。
柳宗元 柳宗元(773~819年),中国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诗人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字子厚,唐代河东郡(今山西省永济市)人,后迁长安(今陕西西安),世称柳河东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六百多篇文章,经后人辑为三十卷,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人称柳河东,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又称柳柳州。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,并称“韩柳”。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,皆为朝廷大吏,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。入唐后,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,只高宗一朝,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。但到了永徽年间,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。到柳宗元出生时,其家族已衰落,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。柳宗元曾祖、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。其父柳镇,官秩一直很低。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。战乱中,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,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,逃到吴地。 柳宗元出生于“安史之乱”后,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。柳宗元九岁时,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--建中之乱爆发,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。贞元九年(793年)春,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,贞元十二年(796年)任秘书省校书郎,算是步入官场。两年后,中博学宏词科,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,得以博览群书,开阔眼界,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,了解官场情况,并关心、参与政治。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,他便写了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》,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,第二年写了《辩侵伐论》,表明坚持统一、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,柳宗元调为蓝田尉,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,时年31岁,与韩愈同官,官阶虽低,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,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,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,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永贞革新失败,宪宗八月即位,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(今湖南邵阳市)刺史,行未半路,又被加贬为永州(今湖南零陵)司马。永州之贬,一贬就是10年,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。永州十年,他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,撰文著书,《封建论》、《非〈国语〉》、《天对》、《六逆论》等著名作品,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。元和十年(815年)正月,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。但并未被重用,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,他们二月到长安,三月便宣布改贬。柳宗元改贬为柳州(今广西柳州市)刺史,刘禹锡为播州刺史。柳州四年,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,遗惠一方。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,经裴度说情,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。然而诏书未到柳州,柳宗元便离开了人间,当时年仅47岁。临死前,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,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。后来刘禹锡编成《柳宗元集》(《河东先生集》)。宋代注本较多,韩醇《诂训柳先生文集》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。明蒋之翘辑注有《柳河东集》。事迹见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、文安礼《柳先生年谱》。 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,在诗歌、辞赋、散文、游记、寓言、小说、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,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柳宗元主张“文以明道”,‘道’指的是儒、佛、道三家。在散文及诗歌创作上尤其出色。古文方面,他大力提倡并擅写政论(如:《封建论》)、传记,如《捕蛇者说》 、山水游记,其中山水游记最为出色,为山水游记之宗,如《永州八记》 。诗歌方面,著名的有《江雪》、《渔翁》等。也善写寓言,如《三戒》 (临江之麋、永某氏之鼠、黔之驴)、《罴说》、《蝜蝂传》。
柳宗元像 唐宪宗元和l0年(公元815年)6月,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,至元和14年(公元 819年)11月8日,病逝于柳州。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,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,如重修孔庙、兴办学堂书院、破除巫神迷信、开凿饮用水井、释放抵债奴婶、植树造林等,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,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,给他立祠,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。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。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。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:释放奴婢,开凿水井,兴办学堂,开荒建设,等等。 首先是释放奴婢。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,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,“以男女质钱,约不时赎,子本相侔,则沦为奴婢。”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,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。柳宗元发布政令,“革其乡法”,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,仍可出钱赎回。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,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,在为债主服役期间,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。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,回家与亲人团聚。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,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。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。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,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,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,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。柳宗元上任后,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,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,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。在政事之余,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,对他们循循善诱。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,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。同时推广医学,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。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,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。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,接连打了好几眼井,世世代代靠天吃饭,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,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,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,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。 而后,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。当地是丘陵地区,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。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,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。他以父母官的身份,号召、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,开荒垦地,种树种菜,鼓励发展生产。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,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。在柳宗元的努力下,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。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,种菜百畦。他为改造一方水土,立下了不灭的功勋。 此外,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。他重视植树造林,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。当时城里、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。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。柳宗元在位期间,整治了不少街巷,修筑了一些庙宇,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。水井故事 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,柳州找不到一口水井,千户人家,万余人口,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,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。如果天旱水浅,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;到了雨季,路险泥滑,汲水更加危险,稍有不慎,脚下一滑,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,轻者跌断手足,重者还会送命。 柳宗元到柳州后,体察民情,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。他命令部下蒋晏,率领数十名军士,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。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,一直凿到66尺深,才打出井水来。这时,柳州城里的百姓,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。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、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,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,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。 柳宗元凿井之前,也曾有人试挖,但都崩塌,说是伤了“龙脉”,破坏“风水”,因此,都不敢继续开凿。柳宗元不信“讹言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,终于凿井获得成功,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。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。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,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,鞠躬尽瘁,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,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。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,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,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。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,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,却是令人怀念,不能遗忘的。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,顽强地燃烧自己,尽其所有的光芒,照亮了一方荒芜。
柳宗元塑像 韩愈激烈反佛,柳宗元却信佛,曾多次反驳韩愈,认为佛教让人“乐山水而嗜闲安”(《送僧浩初序》)因此,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,但也常常克制自己,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。柳宗元推崇儒学,但不主宗一家。他的不少言论,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,来对儒、法、释、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,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。尤是政治失意时,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。毛泽东:“柳子厚出入佛老,唯物主义。”
生平简介

·早期生活
唐代宗大历八年(773年)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。建中四年(783年),柳镇调任阌乡(今河南省灵宝市)县令,柳宗元随父来到河南。784年,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湖北夏口(今武昌西)。785年,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长沙,13岁的柳宗元与礼部、兵部郎中杨凭之女订婚。 792年,柳宗元被选为乡贡,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。793年,21 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,名声大振。不久,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,柳宗元在家守丧。796年,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,同年,与杨凭的女儿结婚。798年,26 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,并中榜,授集贤殿书院正字(官阶从九品上)。同年柳宗元妻子杨氏因足疾过世。 801年,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(正六品)。803年闰十月,柳宗元被调回长安,任监察御史里行。这个职位使得柳宗元可以结识官场上层人物,如王叔文等。·永贞革新期间
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正月二十六日,唐德宗崩,皇太子李诵即位,改元永贞,即顺宗。顺宗即位后,重用王伾、王叔文等人。二月,封王叔文为翰林学士,任度支使、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;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和翰林学士;韦执宜任尚书中丞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相当于宰相。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,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,掌管礼仪、享祭和贡举。此时,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,包括韩泰、韩晔、刘禹锡、陈谏、凌准、程异、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、房启等人,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。 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风症,不能亲理朝政,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,并积极推行革新,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史称永贞革新。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,抑制藩镇势力,加强中央的权力;废除宫市,罢黜雕坊、鹘坊、鹞坊、狗坊、鹰坊的宦官(称为五坊小儿);贬斥贪官污吏;整顿税收,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,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。 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利益,王叔文的独断专行和打击异己,又在大臣中间树立了敌人,后来,王叔文又与藩镇交恶。由于王叔文的权力来自于皇帝,而皇帝又中风失音,只能通过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来传达意见,所以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,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,朝臣联合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、荆南节度使裴均、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压力,要其引退。 永贞元年(805年)四月,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,改名李纯。五月,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。七月,宦官,大臣请太子监国。同月,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。八月五日,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,史称“永贞内禅”。李纯即位,即宪宗。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。八月六日,贬王叔文为渝州(今重庆市巴南区)司户,王伾为开州(今四川省开县)司马,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,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。永贞革新宣告失败,前后共180多天。·永州期间
永贞革新失败后,九月,柳宗元被贬为邵州(今湖南省邵阳市)刺史,十一月,在赴任途中,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(今湖南省永州市)司马。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:韦执谊被贬为崖州(今海南省琼山区)司马、韩泰被贬为虔州(今江西省赣州)司马、陈谏被贬为台州(今浙江省临海市)司马、刘禹锡被贬为郎州(今湖南省常德市)司马、韩晔被贬为饶州(今江西省上饶市)司马、凌准被贬为连州(今广东省连州市)司马、程异被贬为郴州(今湖南省郴州市)司马,与王叔文和王伾一起被称为二王八司马。 永州员外司马是一个闲官,没有具体职权,柳宗元到职后,也没有居住的地方,只能暂居在龙兴寺。柳州的生活艰苦,到柳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,艰苦生活环境,水土不服,亲人离世的打击,加上政治上失意,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,"百病所集,痞结伏积,不食自饱。或时寒热,水火互至,内消肌骨"。直到815年离开永州,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,在这期间,柳宗元转而在哲学,政治,历史,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,并游历永州山水,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,他写下《永州八记》,《柳河东全集》得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。 元和十年(815年)正月, 柳宗元接到诏书,要他立即回京。二月,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,柳宗元回到了长安。在长安,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,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,不同意重新启用。三月十四日,柳宗元被改贬到柳州(今广西柳州市)任刺史。·柳州期间
元和十年(815年)三月底,柳宗元从长安出发,赴柳州,六月二七日抵达。 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宪宗实行大赦,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,召柳宗元回京。十一月初八,诏书还未达柳州,柳宗元却因病在柳州去世。享年47岁。轶事拾遗

政治、哲学思想
柳宗元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。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,必然是一个思想家。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《非国语》、《贞符》、《时令论》、《断刑论》、《天说》、《天对》等。在这些论著中,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“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”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,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“淫巫瞽史”,指责他“诳乱后代”。他反对天符、天命、天道诸说,批判神学,强调人事,用“人”来代替“神”,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,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“天人之际”即天和人的关系,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。他的哲学思想,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、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。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。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,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,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。《封建论》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。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,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,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,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,有优越性和进步性,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。对秦始皇的评价,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。《六逆论》、《晋问》等政论文,主张任人唯贤,反对世袭特权,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,也应改正。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,重视劝农耕,修水利,以利民、安民。柳宗元推崇儒学,但不主宗一家。他的不少言论,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,来对儒、法、释、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,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。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相互关系,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其争论的焦点:⑴天是什么?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,还是无意志、无感知的自然物?⑵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?⑶有无“天命”?“天命”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?⑷“天”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?人的“天性”如何?“天性” 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?等等。柳宗元的哲学思想,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他的天人“相分”的自然哲学思想,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。 应当看到,中国古代文、史、哲不分家,哲学与史学、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。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,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、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。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《非国语》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柳宗元在《非国语序》中写道:“左氏《国语》,其文深闳杰异,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。而其说多诬淫,不概于圣。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,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、舜之道。本诸理,作《非国语》。”柳宗元在此说得很明白,《国语》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,但观点谬误很多,与尧、舜之道不符,不指出来会误导人,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《国语》,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?检阅《非国语》一书共六十七篇,柳宗元的批判矛头直指天道、天意、天命、神灵、卜筮、怪异、报应诸说,认为“山川者,特天地之物也。阴与阳者,气而游乎其间者也。自动自休,自峙自流,是恶乎与我谋?自斗自竭,自崩自缺,是恶乎为我没”(《非国语·三川震》)。这是就,天地、阴阳、山川的变化,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,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。关于哲学的问题,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,先从社会现象、历史发展谈起,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。尽管如此,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,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和发挥。关于《非国语》,柳宗元还写了《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》、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。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,柳宗元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。因而,《非国语》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“相分”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。 柳宗元的《天对》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。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。《天对》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《天问》而写的。屈原在《天问》中,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,从天上问到地下,从万物问到人间,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,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,真是 “放言无惮,为前人所不敢言”(鲁迅语)。但屈原所提出的这170多个问题,从战国时期到唐代,没有一人作出回答。只有到了唐代中期,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,逐个作了精辟的回答。对于柳宗元的哲学名著《天对》,毛泽东十分欣赏。毛泽东说,“屈原写过《天问》,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《天对》,胆子很大”(《毛泽东在上海》第143页,中国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)。“天”是什么?有人说天是神灵,是上帝,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。柳宗元从元气—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,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。他在《天对》中说:“曶黑晰眇,往来屯屯,庞昧第化,惟元气存,而何为焉!”他认为,日月昼夜,交替运行,永不停息,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,只是因为有“元气”存在的缘故,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?在他眼里,“天”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,是宇宙,不是虚无缥缈的神。“天”是物的天,是客观存在的天,没有意识,没有感知。“天”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,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。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,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。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,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,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。 在对“天”、“人”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,柳宗元天人“相分”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,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争论。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此事由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书信而起。由于韩愈的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,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宗元作答的《天说》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。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浓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,韩愈给柳宗元的宽慰转到了“天”的缘故,认为天是有意志的,能够根据“人举”(人的行为)而行“赏”、“罚”。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,使柳宗元对韩愈的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,“激”起了他对“天命观”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。尽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负重辱,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。他认为:“功者自功,祸者自祸,欲望其赏罚者大谬”。为了求证同道,柳宗元把这封答书《天说》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(常德)司马刘禹锡。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宗元的观点,随即参与进来写作《天论》三篇“以极其辩”,柳宗元又写了《答刘禹锡<天论>书》。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,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。柳、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“天命观”,认为“天”有“生植”之能,也有灾荒之能;“人”有“法制”之能,也有“悖乱”之能。但是,承认“天”的“生植”与“灾荒”,并非“天”能够有意干预“人”的“法制”与“悖乱”,也并非“人” 能够干预“天”;天与人“相分”,“各行不相预”。这就是说,柳、刘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,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。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,认为天人不仅“相分”,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,还互相影响、互相制约、互相联系,天人相关,“交相胜”、“还相用”。应该说,经过刘禹锡的补充,柳宗元天人“相分”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。佛学思想
